3月5日，李克強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，要“推進計劃生育服務管理改革”，而不是過去每次都采用的“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”。政府報告中的措辭變化，被外界解讀為中國人口政策將要變動一個信號。

  “單獨二孩”遠低預期

  “兩會”期間，全國人大代表楊貴新介紹，國家放開“單獨二孩”的政策已滿一年，從申請再生育的夫婦數量上，單獨二孩執行的效果遠低于預期。

  據有關專家預測，如果一直實行“單獨二孩”政策，2030年人口老齡化水平為24.9%，2050年為34%，為此專家建議，盡快全面放開二胎政策，有助于緩解20年之后的高度老齡化局面，再次獲得人口紅利。

  全國人大代表賀優琳說，中國“單獨二孩”政策實行近一年，申請生二胎的人數卻遠遠低于官方預期。截至2014年12月，符合條件的1100萬對夫婦當中，只有106.9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，而生育的僅47萬對。

  從全國來看，不僅生育意愿低，而且實際出生人數更少。浙江去年實際出生1.6萬余人，遠低于預期的8萬人；河南去年受理再生育申請3萬對，實際出生人數僅為1萬人；河北63.15萬對“單獨一孩”家庭中只有20.49萬對確定生育二胎。

  賀優琳認為，“單獨二孩”已無法緩解中國面臨的人口危機。特別是在經歷了迅速從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轉變之后，我國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增長過快，而是人口紅利消失、臨近超低生育率水平、人口老齡化、出生性別比失調等。全面開放已是當務之急。

  人口政策要為發展負責

  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，停滯不前的人口政策已經不合時宜了。

  從世界范圍來看，韓國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，隨后出臺鼓勵生育的政策。然后生育率卻不升反降，2005年降低到1.08的危險水平。

  1980年代，新加坡取消生育控制政策并鼓勵國人多生，然而生育率卻依然降到了1.1.德國、日本、英國等拼命鼓勵人們生育，仍然收效甚微，俄羅斯更是一直鼓勵生育，人口數卻一直下降。

  我們似乎無法想象，這樣的問題也將出現在中國——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。

  世界銀行以及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，目前中國的生育率低于一個國家人口要保持穩定的指標，而老齡化趨勢更是在導致勞動人口萎縮。

  賀優琳認為，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現代化城市化進程正在加速，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也在急速改變。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數呈現出隨年代發展而逐漸下降的趨勢，在上世紀80年代是以一、二孩為主，90年代以后則是以一孩為主。若干年后，對生孩子的媽媽恐怕還要鼓勵獎勵，我國臺灣地區、日本的現實狀況就是最好的借鑒。

  除此之外，在全面放開二胎的同時，還要嚴控三胎。賀優琳認為，既有的生育政策其實兩頭松，中間緊，使最有利于培養中國人才的中間階層受到限制。

  第六次人口普查，中國農村居民6.74億，占全國總人口的50.3%。如果再加上私營企業主和自由職業者的人口數量，則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，而這一大批人是沒有收到計劃生育政策限制的。

  男女失衡或無法調節

  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度人口數據顯示，2014年大陸人口136782萬人，其中男性人口70079萬人，女性人口66703萬人，即男性比女性多3376萬人，人口性別結構失衡非常嚴重。很多人寄希望于取消計劃生育政策或全面開放二胎來解決這一問題，但實際上可能并沒有效果。

  美國人口專家亞當·明特就撰文指出，中國性別失衡問題不是計劃生育造成的，印度沒有計劃生育，但面臨著與中國同樣的問題。

  有的觀點認為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中國性別比例失衡。根據這種觀點，計劃生育促使重男輕女的準父母在孩子出生前進行胎兒性別鑒定，如果發現懷的是女孩就選擇墮胎。然而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，中國近年來性別比例失衡，多子女家庭在其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。對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，被調查家庭所生育第一個子女中，男孩所占比例為51.5%。

  而在那些頭胎生了女兒的家庭中，第二胎中男孩所占比例為62%——一個完全不正常的高比例。至于那些生了兩胎都是女孩的家庭，所生第三胎中男孩比例則高達70%。

  2009年、2011年的人口調查報告中也發現類似情形?？偠灾?，造成中國性別比例失衡的最大因素是家庭生育的第二個孩子，而不是人們一貫認為的受計劃生育影響最嚴重的第一個孩子。

  怎么解釋這一現象呢？至少有兩個調查表明，被允許生二胎的家庭在偏好男孩的同時，還希望所生的兩個孩子是一男一女。

  換句話說，如果一對夫妻想要一個男孩一個女孩——很多中國家庭明顯都有這種偏好——要確保這種結果出現，在情感上和經濟上最保險的做法就是，生第一胎時順其自然，第二胎時則會進行必要的性別篩選。

  2014年的一份調查顯示，相比那些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女性，中國7.4%的受過高等教育女性更有可能再第二胎生男孩；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，其性別比例失衡也最嚴重。也就是說，經濟發展賦予了家庭將現有文化偏見付諸行動的能力。這種現象并不只是存在于中國。

  醫學期刊《柳葉刀》2011年的一次調查顯示，在同樣存在性別比例失衡現象的印度，隨著家庭收入水平和母親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第二胎生育男孩的可能性也相應增加。

  印度沒有計劃生育，但面臨著與中國同樣的問題。這有力表明，兩個國家的人口事務中都存在著深層次的文化因素。換句話說，中國沒法通過單純放寬計劃生育政策，糾正性別比例失衡問題。